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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三杰”:宋教仁、覃振、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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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3/8/16 14:51:59 来源: 作者: 点击:0

桃源三杰:宋教仁、覃振、胡瑛陶用舒(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南益阳,413049)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1月第24卷第6期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出生于桃源县的宋教仁、覃振、胡瑛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桃源三杰。中华民国...

“桃源三杰”:宋教仁、覃振、胡瑛
陶用舒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南益阳,413049)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11月 第24卷第6期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出生于桃源县的宋教仁、覃振、胡瑛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桃源三杰”。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形势复杂、人品高低,世人对“桃源三杰”又有“龙、虎、狗”的评论。探讨“桃源三杰”现象,有助于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了解中国资产阶级,认识近代湖南人才群的奇妙关系。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宋教仁;覃振;胡瑛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7-0397-(1999)06-0069-04

    辛亥革命时期,桃源宋教仁(1882-1913年)、覃振(1884-1947年)、胡瑛(1884-1932年)三人年岁相仿,同乡,同学,又同时投人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携手共进,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建立了休戚与共的革命情谊,被称为“桃源三杰”。但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政坛风云变幻,斗争形势复杂,特别是由于人品高低不一,“桃源三杰”的人生道路大不一样,故又分别被称为“龙、虎、狗。”

    20世纪的最初10年,宋教仁、覃振、胡瑛作为中国有为有识一代青年的杰出代表,同时走上革命道路。这段时期,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从小不满封建专制,倾向革命。据胡瑛之妻弟饶彤武说:“桃源三杰,年龄宋居长,胡瑛次之,覃振最少。家庭情况,覃最优,胡次之,宋家道较贫寒……桃源三杰幼年都富有革命思想,宋年长,胡、覃以宋马首是瞻”[1]。宋教仁虽“较贫寒”,却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历代祖先均读书习儒。只是由于宋教仁之父早逝,子女又多,才家道中落。宋教仁的七世祖宋启龙有诗集《腹简集》,“深寓反清复明之旨”[2]宋教仁的哥哥宋教信与会党、绿林交往很多,故宋教仁从小就受到反清思想的熏陶。甲午战争发生后,年仅13岁的宋教仁曾赋诗抒愤:“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人汉关。”[3]从此又萌发了反满意识。当时,他曾在亲友中畅谈对时局的见解:“当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国有豺狼,野有饿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列强横行于国土之内,国已如此,有何皇恩之有?我们应以救国救民为重,齐心协力,皇帝是可以推翻的。”[4]覃振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聪慧异常,博览群书,关心时政,志向远大。认为“士生斯时,应追念有明亡国之惨,今日清廷压抑之苦及外夷凭陵之祸,发抒言论,救国拯民,方为识时务之俊杰。”[5]胡瑛从小聪明好学,家庭富有,但父兄早逝,靠亲友抚养成长。故从小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压抑之感。推而广之,对腐朽的封建专制极为不满,追求民主独立。1900年,著名的维新志士陈犹龙在常德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宋教仁、覃振、胡瑛由陈犹龙和会党首领杨吉陕主盟,在武陵河洑山加人“富有山庄”,参加自立军起义[3]。这是“桃源三杰”首次结盟参加政治活动。从此,“桃源三杰”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同学漳江书院。1899年,宋教仁进人桃源县城漳江书院。稍后,胡瑛进人漳江书院。覃振则于1902年考人漳江书院。1903年,宋教仁考人武昌文普通学堂,胡瑛就读于长沙经正学堂,覃振则转人常德府中学堂。三人同时离开漳江书院,不仅因同学成为莫逆之交,而且在漳江书院受到了良好教育,对其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漳江书院是桃源县最高学府,有两位师长对三人影响极大。一是前任山长黄彝寿,富于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曾在课堂上悬联:“堂堂华夏愤膻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湔国耻;纳纳乾坤远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政,懋育群星”[6]。另一位山长瞿方梅,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造诣,而且比较了解西方政治和学术。“学问渊博,教人以小学为读经之门径,舆地为读史之阶梯,自著指测指南一书,于修身治世之道,言之綦详”[7]。他指导学生阅读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和薛福成、冯桂芬、严复等人的著作,引导学生关注政治,经世致用,积极改革。宋教仁等学习刻苦,进步显著,据同学回忆:“纯初年少,英姿卓荦,志气不凡。诗书一目十行,能识体要。凡训诂、地理、词章及有关政治典章制度,靡不一一钩稽,弃糟粕,取精华。[7]显然,漳江书院的学习,对“桃源三杰”的成长,发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结识黄兴、创立华兴会。1903年,黄兴回国,在长沙明德、经正两校任教,时胡瑛在经正书堂读书,是黄兴的学生。受其影响,胡“亦常在校进行革命宣传,从而引起人们注意”[8]。是年11月4日,黄兴以30岁生日为名,邀请12人集会,决定成立华兴会,胡瑛亦名列其中。宋教仁则早在这年6月黄兴路过武昌时与之结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其时,宋教仁“抱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闻黄兴由日归国,在鄂演说,痛诋清政府的腐败,并提倡改革,他非常悦服,便和兴相结合”[9]。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明德学堂正式成立,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随后,黄兴委托宋教仁、胡瑛赴武昌组织华兴会湖北支部,“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10]。宋、胡在武昌积极活动,联络孙武、张难先等人,建立科学补习所,胡瑛任总干事,宋教仁为文书。覃振与黄兴相识较晚,但1903年黄兴从日本带回的《革命军》等革命宣传品,曾在常德流行,时在常德府中学堂读书的覃振也受到影响。1904年,覃振由宋教仁介绍加人华兴会。1906年,覃振在日本结识黄兴。
    第四,东渡日本留学和进行革命活动。覃振因在校宣传革命,为当局不容,最早到日本。1904年初进人日本弘文学堂,后又人早稻田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与仇鳌、罗杰等人发起建立新华会。据仇氏回忆,“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11]。覃振还参加了新华会主持的军训,为武装反清作准备。宋教仁于1904年底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顺天中学、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求学。此后,宋教仁在日本6年里,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团体。胡瑛于1905年春东渡日本,先后进人东京士官学校和早稻田大学,故“桃源三杰”又是早稻田大学同学。是年冬,日本政府发表《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宋教仁、胡瑛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坚决反对,召集学生大会,“应而至者五、六千人”,“瑛最后登台,痛论日本措施无状,及今后应对方案,条举目张,全场赞扬,声声雷动。当被推为中国留学生总会代表”,胡瑛“从此名噪中外”[12]。并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成为著名革命党人。
    第五,同盟会的领导者和核心骨干。1905年7月,孙中山到东京,立即与黄兴、宋教仁等商议建立革命团体。8月,正式建立中国同盟会,宋教仁被推举为司法部检事长,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确认为机关报,改名《民报》。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黄兴离开日本,实际上由宋教仁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宋教仁一方面在留学生中发展组织,到1905年底,同盟会员达400多人,约占留日学生总数的一半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连日本当局一也认为,“自黄兴离日后,宋教仁就是在日本的清国革命党首领,负责一切事务”,“宋是在日本的革命党的中心”[l3]。1906年冬,宋教仁和孙中山、黄兴一起制定《革命方略》,为同盟会的纲领性文件。胡瑛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任评议部评议员。翌年,宋教仁派胡瑛回国,与湖北日知会联系,胡瑛任日知会干事。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覃振于1906年6月由宋教仁介绍加人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不久,覃奉命回湖南,倡设“留学事务所”,接待留日后返湘的学生;协助禹之漠开展同盟会湖南支部的工作;参与组织公葬革命烈士陈天华、姚洪基于长沙岳麓山。
    第六,反清武装起义的发起者和积极参加者。华兴会成立后,立即发动长沙起义,宋教仁任西路总办,负责联络常德会党武装和革命志士,在常德设湘西联络总站,发动刘复基、刘尧征和孙汉臣等革命青年、会党首领,召开反清大会,大造革命声势。1907年3月,宋教仁同白逾桓等赴满州,发动群众,联络会党、“马贼”,于沈阳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同时考察山川形势,调查风俗人情,与安东“马贼”首领李逢春联合,计划“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宋教仁认为:“若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合为一团,共举大事,岂官军所能敌者西渡山海关,则永平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大举以为革命之事,莫便于此。”[14]但因白逾桓被捕,起义流产1910年,宋教仁在11省同盟会会长大会上提出著名的“革命上中下三策”,主张“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15]。从而确立了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的正确决策,为武昌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在长沙起义时,覃振曾协助宋教仁进行准备和发动工作。1906年,覃振参加浏醴萍大起义,与蒋翊武等“负运动新军责任”[10]。1908年,覃振奉同盟会指令,准备策划在长江中游发动起义。胡瑛曾参与长沙起义,失败后与王汉谋在汉口谋刺军机大臣铁良,未遂。1906年,胡瑛与湖北日知会联络,又发动鄂西会党,以响应浏醴萍大起义。
    第七,逆境中的坚定立场和革命豪情。早在武昌求学时,宋教仁思想激进,向往革命,为当局不容,被迫离校。在桃源又被反动政府追捕,得一渔翁相救脱险,故后以“渔父”自名。长沙起义失败后,宋教仁避难至武汉,以歌铭志:“噫吁嘻!联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录,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决心再接再厉,“完我神圣之主权兮,惟有重振夫天戈”[14](第500页)。1908年,覃振在长江中下游密谋举事,在长沙被捕下狱,敌人严刑逼供,覃振坚贞不屈,赋诗铭志:“十五离家仗剑游,雄心辜负少年头。误来古洞避秦劫,忍向清廷泣楚囚。壮志未酬海国梦,伤时感旧故园秋。渔樵莫话当年事,山自青青水自流。”[16]被判终身系狱,仍然关心革命,与革命党人蒋翊武等秘密联系,分析时局,提供方策。胡瑛于1907年I月在汉口被捕,受到严刑拷问,胡瑛视死如归,留下绝命词:“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8]亦被判“终身监禁”,却仍利用狱中条件,组织中华铁血社,坚持斗争,又加入文学社,出谋划策,促进武昌起义爆发。
    第八,发动武昌起义,创建中华民国。1911年7月,宋教仁等在上海建立中部同盟会,决定以武昌为重点,派专人组建湖北分会,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10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宋教仁赴武昌,支撑大局,拟制《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为其他独立各省提供了榜样。同时,宋教仁又积极策划黄兴任湖南湖北大都督、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1月13日,宋教仁离开武昌,参与光复南京、江苏,调解革命内部矛盾,并任江苏都督府政务厅长。胡瑛于武昌起义后出狱,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汉口军政分府参谋,为捍卫武汉作出了贡献。覃振则在湖南光复后出狱,任湘桂联军督战官,领兵援鄂,任湖北军政府秘书,参与部署大江南岸防御事务。11月,宋教仁和覃振、胡瑛分别作为湖南、湖北代表,在上海、南京参加十七省代表会议,商议组建革命政府。“桃源三杰”再次站在同一战线上,并肩奋斗。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任法制局总裁,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持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胡瑛受孙中山派遣,赴烟台就任山东都督。覃振当选为为参议院议员,后又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总之,宋、覃、胡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华民国的重要领导人和活动家,故被誉为“桃源三杰”。

    恩格斯说:“在第一次巨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17]辛亥革命后的同盟会正是这样。曾经为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桃源三杰”,在复杂的形势下,在胜利的喜悦中,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孙中山交出了政权。黄兴交出了军权,他们都企图在袁的领导下,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强国富国的美梦。宋教仁也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但却始终关注政治,维护民主共和原则,反对独裁专制。具体来说,宋教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二是坚持政党政治、责任内阁。
    1912年7月,宋教仁当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主持同盟会的工作。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纷纷而起的几十个党派开始改组合并,秉承袁世凯意旨,由几个小党派拼凑起来的共和党、民主党先后建立、另一方面,同盟会内部已经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派系林立,会员离心,实际上已无战斗力可言。因此,宋教仁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8月,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会等党派,建立国民党。国民党建立后,宋教仁大力宣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主张中央政府由政党组织,担负责任,实事上是要用内阁制来限制和分割总统的权力、他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14](第456页)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宋教仁周游全国各省,发表演说,鼓吹政党政治。揭露袁世凯的独裁腐败,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锋芒毕露,在全国众、参两院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决定胜利。
    宋教仁以其出色的才华、奔放的激情,为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人们称其为“桃源三杰”中的“龙”,他是当之无愧的。
    覃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为民主共和而努力奋斗。宋教仁被刺,覃振痛失良师益友,强烈要求“彻底追查主谋,明示天下,借正人心”[28]。并与蒋翊武等回湘,策划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覃振又“欲挺身刺袁世凯……黄兴等力阻之,乃再赴北京人众议院,极力弹劾,袁世凯严缉”[5],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覃振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参加“欧事研究会”,加人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任湖南支部长,组织和参加反袁驱汤运动、护法运动。1924年,支持改组国民党,参与起草党章。孙中山逝世后,参加西山会议,反对国共合作1927年,覃振跟随蒋、汪叛变革命,先后任南京政府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长、立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惩戒委员会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是,覃振与蒋介石集团始终有一定距离,曾有意见分歧,并曾营救过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积极进行抗日活动。日本投降后,不满意蒋介石发动内战。1947年,覃振病逝于上海。终其一生,覃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人们称其为“桃源三杰”中的“虎”,比较符合实际。
    胡瑛则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胡瑛得黄兴3000兵力支持,任山东都督。不久,被袁世凯改任为新疆青海屯垦使,辞未就任,顿感权力消失,人生无常。好友被刺,力主与袁妥协。后逃亡日本,与覃振一起成为“欧事研究会成员”,这是宋教仁牺牲后,“桃源三杰”最后一次共同的政治行动。但这时的胡瑛,对革命逐渐失去信心,不愿过艰苦的流亡生活,而积极寻找个人前途。1914年底,胡瑛回到北京,发表“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论”[19],这是其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凯的标志。1915年8月,胡瑛被袁世凯收买,助封为虐,同杨度、孙毓编等发起建立筹安会,通电全国,名为“共商国体”,实则拥护袁世凯称帝。胡瑛虽在筹安会中名列最后,却是积极分子,“杨、孙任正副理事长,余卦名理事,胡瑛常去,刘师培偶尔去,李与严复根本没有去过”[20]。胡瑛因此变节行为,被讥为“桃源三杰”中的“狗”,可以说是罪有应得。1917年,胡瑛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湘西招讨使,后又任湘西第三军军长、广州护法军政府顾问。北伐战争后,胡瑛穷困潦倒,“憔悴行吟于江湘之间,郁郁不得志”[12]。先后投靠阎锡山等军阀,又为蒋介石所不容,1932年病逝于南京。

    宋教仁、覃振、胡瑛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巨大功勋,赢得了“桃源三杰”的英名;又因其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不同政治态度和人生轨迹,分别得到了“龙”、“虎”、“狗”的评价。可谓生前显赫,与史常存;可是,死后都相对凄凉,遭遇误解。
    宋教仁才华横溢,性格豪放,光明磊落,人格高尚,敢作敢为,勇于进取,飘逸超群,锋芒毕露,是辛亥革命领导群体中,最少封建思想的杰出人才。可惜,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是中国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第一人,近代湖南人才群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而且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当孙中山、黄兴醉心于发展实业的时候,只有宋教仁站在反袁斗争的第一线,连袁世凯也承认:“孙中山襟怀豁达,是容易相处的,天真的黄克强也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21]。当谭人凤等人提醒宋教仁要多加戒备时,宋教仁表示:“脱不幸而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22]不惜以个人的生命来唤起人民的觉醒。孙中山说:“作公民保障,谁非后世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可是,宋教仁死后,受到了长时期的冷淡和攻击。由于国民党内派别复杂、矛盾纷纭,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长期当政,由于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和以孙中山划线的评价标准,不少人对功盖日月的宋教仁大放冷箭:如批评宋教仁想当总理,排斥孙中山;改组同盟会是宋氏个人行为;国民党组织不纯,纲领后退;……解放后,又加上了议会道路、“议会迷”等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拨乱反正,加在宋教仁头上的不实之词,被逐渐纠正、澄清。但是,许多问题如宋教仁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宋教仁同孙中山的关系,宋教仁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独特表现和深远意义,宋教仁和中国民主宪政等等,都有待深人研究,反复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优秀部分的最杰出代表宋教仁。
    覃振是“桃源三杰”中最年轻者,其功劳才气不及宋教仁,辛亥革命期间的声名影响也不如胡瑛,他没有宋教仁那样的光彩,也没有胡瑛那样的丑行。他自始至终不屈不挠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为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努力。他是中国资产阶级中另一种类型的代表,即始终捍卫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当国共合作迅速发展,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迅速壮大,即他认为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难以实现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背叛人民,反对共产党,跟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当蒋介石日趋独裁专制,资产阶级在蒋政权中没有捞到实惠,特别是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危及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时,覃振又对蒋介石不满,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总之,覃振的一生,始终是从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出发的。覃振病逝不久,中国旧貌换新颜,人民当家做主,资产阶级也获得了新生。但覃振却被忘记了,除了在辛亥革命回忆中,偶尔见到覃振的名字外,已很少有人提及了。其实,覃振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通过解剖覃振的思想言行,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和具体了解中国资产阶级,了解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了解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胡瑛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种典型的代表。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声名,不可谓不显;对革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所掌握的权力,不可谓不重。当他统率3000大军,就任山东都督时,可说达到了人生的顶峰。顷刻间,烟消灰灭,他有个人权力的失落感;好友被刺,力主妥协,表现了他对权力的害怕感。逃亡日本,个人前途渺茫,终于使他抛弃为之奋斗半生的民主共和。这种变节行为,为中国人民所不齿,也为资产阶级所不齿,黄兴说:“胡经武无志节,可恨可怜。”[23]胡瑛由有虎虎生气的革命青年,堕落为帝制吹鼓手,具有典型意义。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总是私字当头,处处从个人利益方面考虑。帝制活动失败后,胡瑛在政治上仍是攀龙附凤,先后栖身广州护法军政府,支持赵恒惕,依附冯玉祥,投靠阎锡山,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没有原则,阶级利益、国家前途都置之不理。但是,胡瑛也不应完全否定,他光荣的前半生是客观存在,就筹安会来讲,其“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拿来装点门面的”[24]也正因为如此,胡瑛更值得研究,我们可以从中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性、动摇性,进一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总会出现一些变色龙、落伍者。
    总的来说,“桃源三杰”都属于资产阶级,是其中不同类型的代表。将产生于同一地方、同一时期、同一年岁、又有大致相同经历的“桃源三杰”进行分析比较和深人研究,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饶彤武:《灯教仁史事点滴》[A].《宋教仁纪念专辑》[C].桃源县政协编。
[2]《革命文献》第42、43合辑,第313页。
[3]文思:《宋教仁年表》[A],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C]。
[4]赵道模:《宋教仁轶事二则》,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C]。
[5]《桃源县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传》。
[6]陈毖寿:《记宋教仁》[A],《湖南文史资料》,第10辑。
[7]罗蕺:《忆宋教仁》[A],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C]。
[8]贺觉非:《辛亥革命人物传·胡瑛》[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9]《革命先烈先进传·宋教仁传》,台北。
[10]刘揆一:《黄兴传略》[A],《辛亥革命》四[C],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1]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A],《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12]《挑源县志·烟台都督胡瑛传》。
[13]《宋教仁》[A],《日本外交史料存外务省档案》。
[14]《宋教仁集》第727页。
[15]《邹永成回忆录》[A],《近代史资料》总第1号,
[16]覃钰:《忆先君覃振》[A],《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2,第596页。
[18]《参议员质问书》[N],《长沙日报》,1913年4月5日。
[19]《湖南省志·人物志·胡瑛》。
[20]刘绍东:《重评李燮和》[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1]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页。
[22]蔡寄鸥:《四十年来闻见录》第59页。
[23]《黄兴集》第459页。
[24]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M],第二编卷1下,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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